情感作为一种主观化的体验和表达，不仅是个体的自然流露，同时也受教化训练的影响，具有可塑性。的革命事业充溢着情感，有学者呼吁考察情感力量是如何推动革命进程的，并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情感动员、情感改造等相关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对那些具有私密性、即时性、情感抒发性的日记史料，学界的关注和解读尚有不足。此外，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情感培育工作与阶级教育紧密关联。在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下，革命猛烈发展，形势迅速变化，许多个体的情感和思想均发生了适应形势需要的变化，支持了战争的顺利进行。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情感维度考察解放战争时期对部队官兵开展阶级教育、培育阶级情感的做法及其成效，追踪情感在革命动员中隐而未彰的作用，以期加深对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及有关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理论武装是情感培育的基础，阶级教育的广泛开展为激发和生成阶级情感提供了必要前提。解放战争时期通过组织阅读学习、讨论辩论、历史教育等形式向部队官兵普及阶级理论，启发阶级意识，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大规模灌输到部队官兵的头脑中。

　　全面内战爆发前，在力争实现和平民主的同时，对所面临的复杂斗争形势有着清醒认识。时任太行军区司令员的在1946年1月14日的日记中就提到要时刻保持阶级警惕性，他写道：“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一个时间里也不会放松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本政策，这点在我们党内一定要进行普遍而深入的阶级教育。”随着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上的全面冲突使得在人民军队中开展阶级教育的现实需要越来越紧迫，由此也就能够解释和言说推翻政府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在这种形势下，通过大量印发和宣传一系列具有阶级教育意义的小册子，揭露统治的黑暗，普及阶级观点，从而强化部队官兵对领导人民军队进行解放战争的认同。1946年11月，中央宣传部就宣传使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作出指示，称其“对于蒋介石统治之本质，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深刻解剖，是认识中国问题的必读书”，因此要求各地收到后，“多予翻印，在党内外广为散布介绍，在干部学校中应作为教材或教材之根据”。各地认真贯彻了这一指示，当时在东北领导作战的一位团级政委郑文翰就曾学习这本书，他在1947年1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看陈伯达所著的《中国四大家族》，其中对蒋宋孔陈四家族封建的、买办的、军事的金融皇朝加以科学的分析，以具体的事实和数字来指出这四大家族如何操纵着中国的金融、商、工、农，揭露他们如何以政治的强制的权力公开的剥削中国人民……读此书使人对这个旧中国最后一代的统治者，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此外，《请看！蒋介石的花言巧语》《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极具宣传鼓动性的小册子也出现在一些官兵的日记当中。被俘后参加的李敬在1946年8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某指导员讲了八路军的历史之后，要我看《请看！蒋介石的花言巧语》一书。余仔细的阅了之后，才了解蒋氏乃是一位言不顾行、行不顾言、言行矛盾、不知羞耻、奸诈狡猾、不守信义的欺骗者。决定从今天起不再称统治区和‘我方’。”上述小册子等通俗文献的编写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线索，揭露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表现及其本质，这对于塑造和强化部队官兵的阶级观念具备极其重大作用。

　　同时，为配合土地改革的进行，正确地执行土地法大纲，中央还专门发出关于阶级分析的指示，将1933年苏维埃政府颁发的两部纲领性文件《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重新印发，并将其纳入党校教学的教材，要求必须阅读和讨论。在这其中，前者以是否劳动和有无形成剥削关系为标准划分阶级，后者则将上述标准进一步量化。在华北联合大学学习的随军记者徐光耀就曾在日记中记录“参加‘怎样分析阶级’的学习”。除此之外，各解放区、各野战军政治部编写或翻印的如《怎样进行阶级教育和组织贫苦农民》（渤海新华书店，1947年）、《阶级是什么》（东北出版社，1948年）、《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摘录）》（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印，1948年）等都是这一段时期面向党内、军内普及阶级教育的重要文本。它们的出版发行，对于宣传和灌输阶级话语、加强部队官兵的阶级意识具有非常明显作用。

　　讨论和辩论是带有启发性的组织行为，在阶级教育中尤为重视运用这种形式。一些范围内的讨论可以加强革命阵营中的相互交流和启发，而讨论题的设置则蕴含着阶级斗争学说，附带有明显阶级教育的深刻意义。这一时期在内部有关阶级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针对中层领导干部的讨论。这类讨论内容往往侧重于时政的发展形势，目的是引导其认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凸显阶级矛盾激化带来的政策调整。在华东野战军先后担任一纵三旅政治部主任、三师政委的杨思一在1947年9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大组讨论：1、为什么抗战时实行二五减租，自卫战争时实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对革命战争有啥关系？2、外线出击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讨论极为热烈普遍，出于意料之外。”这段记述说明，对于中层领导干部的阶级教育注重联系与结合当时实行的方针政策，引导其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对时事政策进行深层次的理解和把握。

　　第二种是在诉苦教育中针对剥削关系组织广大战士进行讨论与辩论。对于普通战士和俘虏士兵来说，他们难以接受抽象的概念，却是需要灌输阶级观点、启发阶级觉悟的重要群体。在人民军队开展诉苦运动期间，以下几个问题被认为是进行阶级教育的好题目，常被用来作为诉苦教育的前奏和铺垫，给当时参与这项运动的部队官兵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穷人为什么穷，是不是命里注定？富人为什么富，是不是生来就富？二是谁养活了谁？是富人养活穷人，还是穷人养活富人？三是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据解放战士房天静回忆，指导员给全连讲完教育动员课后，就向大家抛出了这几道讨论题。“这几个问题一提出来，就像抓把盐粒扔进了滚油锅里，在连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全连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人人都争着发言。”

　　这种讨论和辩论让广大指战员尤其是被俘的解放战士认识到：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掌握土地等生产资料能从事经济剥削，并且有反动政权给他们撑腰进行政治压迫；穷人的痛苦都是由剥削阶级造成的，而不应该归因于“命不好”等“宿命论”的错误思想。而穷人要想翻身，就得通过革命推翻旧制度，“把仇恨集中在蒋介石独裁专制及反动统治上来”。由讨论和解释剥削关系开始，把阶级压迫的道理大规模灌输给部队官兵，这种教育形式的特点是启发性和灌输性相统一，有效推动了阶级教育的深化。

　　解放战争时期，在“七一”“八一”这种特殊纪念日到来之时，官方媒体如《解放日报》、新华社会以发表社论的方式来纪念，从历史叙事中构建和传递革命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如1947年7月1日的新华社评论写道：“中国已经在过去三次革命运动中表现他的忠实于人民的解放事业，还可以引导这个解放运动走上胜利。在此次爱国自卫战争中，中国第四次受到考验。”对这种特殊节点，中央宣传部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应该召集党的干部会议或党员大会或活动分子的纪念会”，在会上应简要报告成立以来的历史，说明所主张和实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完全正确的。

　　相关纪念活动在一些部队官兵的日记中得到了印证。比如李敬在1948年7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党的诞生27周年纪念日，汪政委报告了党27年来对内奸外敌艰苦斗争史，让大家根据毛主席思想和党的发展经过来检查自己批评别人。”抗战胜利后随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挺进东北的王志臻也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所在部队庆祝“八一”的相关活动：“上午开小型工作人员会，庆祝八一建军节。讲八一建军节的历史意义，人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人民今天强大到整师整军地消灭的军队，活捉师长、军长、司令官、总司令等等。都是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才有今天的胜利，全军都执行了毛主席的英明战略思想，毛主席的预见英明伟大。”由此可见，通过组织并且开展历史学习活动，引导部队官兵在回顾历史中培育对党及其领袖的深厚情感。

　　不仅如此，学习党史、军史的活动在俘虏教育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冀鲁豫军区一份关于俘虏教育的总结中就明确提到，在对俘虏进行思想教育的巩固阶段要“讲‘奋斗史’，说明人民的愈战愈强及由小变大一定胜利，说明人民在领导下二十年来始终如一的为人民服务”。解放战士李敬在日记中抄录某杂志“七一”专刊上面刊载的建党以来的英勇斗争史，其中一段文字是这样的：“党的26年的历史，亦就是中国人民向反动的统治阶级、向帝国主义、向封建势力、向军阀买办、向汉奸卖国贼独裁者坚决进攻、作战、斗争的26年。”

　　解放战争时期以阶级斗争的框架和话语来叙述自身历史、的历史，并对广大指战员开展历史教育。其目的不仅在于说明国共两党、两军的阶级属性根本不同，更重要的是，既往历史成就的取得会让广大官兵相信具有领导革命成功的强大能力，帮他们建立起对未来局势发展的良好预期，从而坚定“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信心和决心。所以，构建和学习以阶级斗争为叙述主线的党史和军史具有阶级教育的重要意义。

　　对于理论和历史的学习是解放战争时期开展阶级教育的重要内容，而情感培育同样也很重要。在反思政治工作时，在日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认识：“没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及政治上的一致性就无法达到提高战斗力的目的，更无法巩固我们的战士，使他们完全自觉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斗。”因此，在解放战争时期，还通过多元化仪式来培育和激发部队官兵的阶级情感，促使阶级教育释放出浓烈的情感效应。

　　阶级情感不完全是抽象的，最重要的包含对敌对阶级的仇恨、本阶级的认同和热爱，以达到区分我者与他者之目的。在解放战争时期，为培育不一样的阶级情感，相应采取了有明确的目的性的途径，创新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实现了预期目标。

　　学者一致认为“忆苦”与“诉苦”是典型的情感动员。当时彭德怀就认为：“我军新老战士、干部，多数都有一本不同程度的血泪史，过去各不联系，不能成为同仇敌忾的阶级感情。”这些“苦”因人而异，多种多样，如若单独分散在每个个体身上则显现不出巨大的教育力量。而所领导的诉苦运动由“吐苦水”“算苦账”“挖苦根”等环节组成，借助“典型引领”“互相启发”等教育方法，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唤起个体的愤怒感，激起他们对反动派以及背后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仇恨，这成为整合个体力量的情感凝聚剂。苦难的经历是令人伤心并极易感染人的，在同情心理的影响下，众多“受苦者”共述阶级敌人的压迫，经过“追根”的引导便会瞬间激起他们“复仇”的欲望和情绪，这在一些官兵的日记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潘德表烈士是培养的出色政工干部，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前线作战并担任团级政委职务，他在日记中对参加“诉苦大会”的感受直抒胸臆：“下午即开诉苦大会，诉苦者九人，尤以范XX之苦最动人。我无切身体验，但由于阶级同情心驱使凄然下泪。这还是到东北第一次，也是好多年以来没有的事了。可知阶级觉悟提高了或者是阶级仇恨激发了，一切工作皆好办。”由此可见，即使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干部，在“共情”作用下也会引起强烈的情感波动，并认为这种形式的政治工作是极为有效的。而对那些出身于城市抑或是在解放战争中转变过来的解放战士，他们的感受则更集中于阶级爱恨的强烈反差。

　　出身于城市之家，后加入冀中军区火线剧社的文艺女兵刘燕瑾曾在日记中这样记录：“我听了许多群众的诉苦，真使人很感动。生在都市的我，对于这农村封建的剥削压迫的方式方法，真是了解的太少了。过去也只是从表面上知道点，但并没有从内心中体会到。可是从这次诉苦，我好像真和农民思想感情一致了。他们说着我也想哭，对地主恶霸的憎恨更深”。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上文中提到的李敬，他在为所在班里的同志填写“复仇簿”时，副连长的苦难经历引发他的共情：“同情心地驱使，我的手腕发酸，不住地发抖，几乎不能写不能听了。我也不了解什么时候掉下了泪。”而随后在统计诉苦运动的结果时，李敬的用词更为激烈，以抒发心中之愤。他还写道：“从参加诉苦一些具体事情中我认识了地主阶级的狠毒、卑劣、丑恶，从铁的事实中我认为土地应该归原，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应该作世界的主人。”日记中的用词反映出作者受“诉苦”影响而产生了强烈的爱恨分明，“同仇敌忾”的阶级感情经过“诉苦复仇”深深浸润在他们心中。

　　这充分说明，“诉苦”从情感上把动员革命所需要的“阶级对抗”放到最大，它把个人仇恨和阶级仇恨紧密结合起来，激发广大指战员对统治阶级的刻骨仇恨，号召大家一起为受苦受难的阶级弟兄报仇雪恨。当被压迫者的哀鸣越聚越多，官兵对旧的厌恶憎恨之情也就越来越深，打倒政权也自然顺理成章。

　　除了“诉苦”，组织展演革命剧目也是激起阶级仇恨的重要方法。很多类型的“剧”是革命文艺作品的典型代表，它们通常以阶级冲突为核心主题，贴近实际，形式多样，直观性强，具有着强烈的视听冲击力，起到了极强的宣传鼓动效果。对此，曾这样概括：“一种原因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种原因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解放战争初期，大力鼓励文艺界创作和发表《白毛女》之类的作品。“各地报纸应多找类如《白毛女》这样的故事，不断予以登载；应将各处诉苦大会中典型的动人的冤苦经过事实加以发表，以显示群众行动之正当和汉奸、恶霸、豪绅之该予制裁。”总政治部也下发文件，要求“以《血泪仇》、《白毛女》、《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李国瑞》等话剧方式作为军队中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打破过去有些部队上政治课无人听的死板方式”。这些具有故事原型的戏剧其实就是旧社会矛盾冲突的集中反映，它们经过文艺工作者的演绎成为成熟的宣传工具。的组织者和创作者通过把握场景、道具、唱词等艺术要素，实现了对阶级情感的唤醒和传递。曾在山东解放区工作的冯毅之就在一次关于歌剧的座谈会上明确强调“唱词”对于激发感情的及其重要的作用：“歌剧演员不但要好噪音，唱得圆润动听，还得念词吐字清楚，使歌词中每个字象枪弹似的射中观众的心，激起他们的感情，揭露社会的黑暗和敌人的罪行，启发他们的觉悟和斗争精神，这样才可以实现歌剧的战斗作用。”

　　《白毛女》是其中的代表作品，政治影响和宣传效能也最大。当时部队中很多官兵都在日记中记下了观看此剧的经历和感受，其中不乏参加革命多年的军队高级干部。比如，首批从关内进入东北的赖传珠在1947年1月22日就曾记：“去看演剧‘白毛仙姑’。看而流泪，很好，政治教育意义很大。”杨思一也在日记中以“甚为感动”四个字记录了观看《白毛女》的感受。而对于中下级军官和解放战士来说，在特殊的戏剧场景中，观看者很容易与剧中人一起产生共鸣，强烈的阶级情感油然而生。上文提到的冯毅之就在日记中描述道：“我在看演出的时候，喜儿一出场的唱腔就抓住了我整个的感情，我被音乐剧情完全吸引，失去自主，不知流了多少泪。剧的结尾，虽然是团聚胜利，但心情仍极沉重，晚上不能睡”。当时一些文工团给前方部队公演《白毛女》，被俘的士兵看到后被深深感动，纷纷要求加入，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当时屡有报道。他们表示，“看到喜儿被奸污，又要遭地主陷害时，更引起无限悲愤”，有人还说：“我看了白毛女以后，体验了大地主对穷人的剥削。”

　　《血泪仇》也是一部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典型戏，它以鲜明的阶级感情反映和治理下的两个世界，把主人公王仁厚一家所有的不幸和“多少百姓受可怜”的惨况都归因于的残酷剥削和迫害。这部剧在当时部队中广为展演，成为一些指战员印象非常深刻的革命记忆。张铚秀当时是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十九师的副师长兼参谋长，据他在日记中记述，某团的祝捷庆功大会召开后，纵队文工团便来表演话剧《血泪仇》以巩固愤慨激昂的情绪。他看后不仅把其内容梗概记录在日记中，还评价道：“这出戏集中表现对人民的残酷压迫，演员表演得很生动，使人看了都流泪水。”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的刘有光更有回忆：“解放战士看着台上的戏，想着各自家庭的悲惨遭遇，台上戏还没有演完，下面已经哭作一团。甚至个别战士压抑不住胸中的怒火，投石头打戏中的反动保长。”通过戏剧的“代入感”激起阶级仇恨正是以及剧目创作者想要达到的效果。该剧作者马健翎就曾自陈，剧中的材料来自生活，是他在生活中看到的听到的，他想展示和传递的情感导向就是要“切齿痛恨迫害他们的人”，而对于劳苦的人民大众表示热爱和同情。

　　在解放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女英雄刘胡兰也被文艺化，塑造成激发阶级爱恨的典型剧中人。李敬就在日记中记下了观看刘胡兰戏剧的感想：“我看到刘胡兰同志被捕，在杀场上慷慨激昂从容就义，厉声呵骂阎匪，举手击打阎匪连长，高呼：‘万岁’而自动就义时，我的心中悲痛、赞扬，不由得泪洒胸膛，诚可谓之‘生的光荣，死的伟大。’当我看到杀我刘胡兰同志的阎匪连长在汶水城被我英勇的击毙时，我心中顷刻感到轻松畅快。……我所敬仰的就是这些英雄，我所学习的就是这些人物。”这充分表露出，反抗阶级压迫的戏剧主题不仅蕴含着强烈的情绪调动性，还对个体革命观念的形成具有深刻影响。

　　像《白毛女》《血泪仇》《刘胡兰》这些极具感染力而又富有阶级教育意义的戏剧确实能够给广大指战员带来直观的愤怒和憎恨。强烈的视觉上的冲击使部队上下产生“同仇敌忾”之氛围，促使阶级凝聚力的形成，这对于加速推动革命进程的作用不可小觑。总之，在这一时期有意识地把阶级冲突加以提炼和凝缩，用直观化、形象化的文艺形式表达出强烈鲜明的情感导向，从而有效服务于政治宣传工作和革命形势的需要。

　　缅怀与崇敬之情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培育阶级情感的另一重要面相。通过追悼、公祭等政治仪式，把“追思烈士、继承遗志”定为重要主题，培育广大指战员对革命牺牲者的崇高敬意。这种形式的情感教育在组织系统中受到格外的重视并得到普遍应用，逐渐演化为党内的重要传统，影响深远。

　　1945年6月17日，七大全体代表和延安各界代表就曾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并由主祭。公祭后，在发表讲话中缅怀几十年来为中国革命在各条战线上所牺牲的英雄，他最后强调：“我们有信心完成先烈们交给我们的责任，我们肯定能胜利。”对此，官方文献的记载多为“经脉”而少“血肉”，相对而言较为笼统、简要，而革命者的日记和回忆录为复原组织召开追悼大会的场景和流程提供了宝贵素材。

　　奋战在东北辽东军区后勤部的武清禄曾回忆自己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四纵十师师长杜光华同志的追悼会，他描述道：“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台上正中是杜光华同志的巨幅遗像，像下是成殓杜光华同志遗体的棺椁，四周布满了花圈，有上千人站立在台下会场上，都是各单位的代表，大家都沉浸在悲痛的怀念中，不少人轻轻哭泣。我一进会场站立在了最后边，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向杜光华同志的遗像和遗体，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以表示我对他的崇敬和怀念。”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十纵的政委刘志坚也回忆部队以连、营、团为单位召开的追悼大会经过了精心设计和布置：“公祭会场悬挂黑纱，张贴标语，设置祭礼和由各人自己准备的灵牌，使人们一步入会场，便沉浸在肃穆悲哀的气氛之中。”由此可见，特殊的场景就像是搭建了一个“情感舞台”，通过精心准备的花圈、遗像、棺椁、黑纱等要素把追悼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营造出伤感追思的气氛，让参与者从入场伊始便会不自觉地受到整个会场氛围的影响。

　　不仅如此，追悼会还会有一系列特有的流程和隆重的仪式，以显示对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烈士的崇高敬意。解放战士李敬在日记中曾详细记录这一过程：“师首长亲自将各团烈士之灵迎接到会场。将祭祀礼物摆好之后，即按照下列程序开会：一、鸣炮开会。二、主席报告。三、致祭开始：1、奏哀乐。2、唱挽歌。3、师首长致祭。①主祭首长就位。②敬礼。③进酒。④进菜。⑤献花圈。⑥读祭文。⑦主祭首长退位。4、各团首长致祭（同上程序）。5、自由致祭（包括群众）。四、首长讲话。五、自由讲话。六、烈士家属讲话。七、呼口号。八、散会。”

　　这种隆重的追悼仪式对参与者是一种直接的情感教育，会场肃穆，哀乐低回，悼词悲痛，去参加了的指战员往往都会深受感动，接受引导和教育。而在这种特定空间中所产生释放出的缅怀崇敬之情，最终要转化为对敌斗争的精神和勇气，达到“化悲痛为力量”的动员效果，这是组织追悼或公祭大会真正的意义所在。正如东北野战部队总结的那样：“这种追悼会作用很大，对战士影响极好，追悼会又能成为下一个步骤的动员，鼓励复仇立功，举行灵前宣誓。”

　　李敬在日记中记录过全师的公祭复仇大会结束后，政委带领大家朗诵誓词，誓词慷慨激昂，颇具感染性，号召生者为复仇而英勇作战。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们都已下了决心，誓死跟着党和毛主席，决不动摇决不悲观决不消极，坚决、勇敢、顽强地为你们复仇而战，为消灭封建夺回土地而战，为彻底全部消灭蒋介石匪帮解放全中国人民而战，不达目的誓不休，谨此宣誓。”文艺女兵刘燕瑾的一段私人记述也印证了这一点。她曾在日记中记录自己参加“四八”烈士追悼会时的强烈感受：“整个的会场烘托出这样一个统一的气氛，即‘把死者未完的事业加在了我们生者的肩上’‘他们是怎么回事而死的，我们应用什么事实来回答’，‘应该把过分的悲痛变成实际的行动’……这样的气氛促使着人们擦干了眼泪，大家不再痛哭了，已经把这一笔账用泪写在了自己的心里。”这样的直抒胸臆可见其受到了强烈的感染和鼓舞。在这种特殊氛围中，如何以实际行动告慰烈士成为具有明确指向性的目标任务，追悼活动因而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色彩。

　　的“重情”与形成了鲜明对比。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四纵团级政委的张子珍在日记中就这样反映：“5日全旅开会，追悼淮海战役中的死难烈士，会场布置及会议仪式均极隆重，即对死者无愧对生者是很大的教育，如战士们说‘在中央军死了一个人根本没人管，而是这样隆重的追悼，旅长团长营长们还披麻戴孝呢’。”

　　解放战争时期，注重通过特殊的场景布置和隆重的追悼仪式来培育广大指战员对烈士的缅怀与崇敬之情，启发他们对“牺牲”的思考和感慨。在中国人的认知中，作为活着为革命战斗的人，追悼和纪念死者是为了从中汲取力量，“继承遗志”团结向前进，很多人都有相同的理解，这深刻影响了革命者在情感和观念上的建构。正如在大革命失败后曾说：“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培育和抒发缅怀崇敬之情是为了更好地激励生者继承遗志，为实现革命目标而继续奋斗。这种情感和观念的集聚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使得部队官兵其战斗意志和革命热情从始至终保持在高点，从而持久地为争取革命胜利提供精神动力。从更长时间段和更深层次来看，这种在革命斗争中淬炼出的“牺牲观”逐渐内化为人的精神特质，“不怕牺牲”也因此成为独特的政治标识。

　　解放战争时期“立功运动”的兴起和推广是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又一创举，在当时被誉为是“政治工作一个重要的创造和发展”。朱德曾称赞这种形式的积极成效：“最近开展了立功运动，的的确确有很大的好处。部队中人人精神振奋，你也想立功，我也想立功，这样就会打胜仗。”学界近年来对解放战争时期的这一运动不断加深关注，取得了一定的学术进展和研究成果。实际上，“立功”和“庆功”是对部队官兵革命英雄主义和荣誉心理的启发，这是阶级情感培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组织“庆功大会”礼遇和褒奖作战功臣，培育广大指战员的荣誉感，激发他们在比学赶超的氛围中“为人民立功”。

　　具体来看，要求“奖功仪式应隆重热烈，如集体送功臣，地方群众庆功臣，首长迎功臣、亲自授功劳证、奖状、奖旗、奖章，英模讲话等”。对此，一些部队官兵的日记详细记录了的庆功表彰工作，为再现和解读这段历史提供了一手资料。比如，在山东胶东军区西海军分区从事政治宣传工作的刘子坚曾在日记中描述庆功大会的场景，他记录道：“召开庆功大会。全团指战员及驻地区村干部和老百姓3000人参加。会场布置较隆重，主席台上悬挂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画象，还挂有贺帐、奖旗、奖状、奖章等。我是司仪主持会议，由团首长给立功单位和功臣模范戴红花发奖品，锣鼓喧天很热闹，记者忙于照相。晚上演出杀敌立功剧。”几个月后，在昌潍战役的奖功大会上，刘子坚在日记中记述会场布置仍然隆重，并有好几项议程，“开会议程第一项是欢迎功臣入场，一等功臣、二等功臣身披红绸，骑着大马，连营干部亲为功臣牵马；17匹大马前头走，百多名三等功臣后面跟。锣鼓喧天，军号齐响，指战员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迎。功臣们从功臣门鱼贯而入走到主席台上，引起大家无限羡慕和崇敬”，“第二项是给功臣插红花，发奖章、奖状”，最后是领导动员讲话。

　　这两则日记包含着许多信息。从场景布置上看，大会上的很多元素如领袖画像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符号，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目的是培育个体对于党组织的信仰和忠诚。开国上将钟期光在其回忆录中对华东军区某营的一次庆功会议也记忆犹新，其中张贴的对联、标语、功劳榜等都凸显出“立功光荣”的鲜明主题，他回忆说：“光是看看这会场设置的情景，当时身临其境的指战员们的心情，是如何的激动与鼓舞，就可想而知了。”从议程设置上看，领导干部的亲力亲为彰显出的格外的重视，立功英雄获得的不仅是物质奖励，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激励。而奖功大会的最后环节往往是领导动员讲话，以充分调动起部队官兵的作战情绪。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九旅副政委的高治国就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在贺功大会上的发言要点，其中明确阐明贺功的目的“就为了提倡勇猛，发扬勇猛，贯彻勇猛”。

　　这样隆重的仪式和环境确实能够给人以巨大鼓舞，使人情绪高涨，精神振奋。冯毅之就曾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个镜头：“老程评为特等功臣，大家掌声如雷，并高呼口号向他学习。他非常谦逊，毫无骄傲自满情绪，并表示：‘俺这半年的贡献太少啦！给俺评功这是党和人民给俺的鼓励，下半年俺一定更努力，做出更多的成绩。’”如上所记，为人民立功，人民给予奖励，这就对立功的意义和价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总之，“立功运动具有明确的革命原则和立场，就是‘为人民立功’，每一个立功的行动表现，都要建立在‘为人民’的思想基础之上”。

　　“立功是为人民立功，为阶级解放民族解放而立功”，这样的思想促使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军队涌现出一大批功臣、模范和英雄。当时《解放日报》就有短评：“为人民立功劳，作人民的功臣，这是一个革命战士的最大光荣，也是对人民的最大贡献”。许多指战员和战斗集体就是在这种荣誉感的培育和激励下，杀敌立功的战斗情绪高涨，士气大幅度提高，纷纷制定立功计划，发起革命竞赛。可以说，立功运动在当时能够开展得如火如荼，并取得突出效果，这与及时、隆重地组织奖励激励密不可分，更与在部队中开展阶级教育、培育阶级情感紧密关联。正如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在一份专门对立功运动进行总结的报告中所说：“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表现了全军指战员在打倒蒋介石、争取人民解放之光荣艰巨斗争中的阶级自觉和阶级热忱。”

　　组织凝聚力的形成和巩固要有共同的情感，并通过一套承担情感的仪式表达出来，而仪式教育的多元化正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培育阶级情感的鲜明特征。无论是对阶级敌人的憎恨，还是对烈士的缅怀与崇敬，抑或是以“为人民立功”的荣誉感，其目的都是想构建一个“情感共同体”来强化集体认同，说明“你”“我”有着共同的阶级、共同的敌人，是有着共同情感的阶级兄弟。仪式与政治的紧密互嵌一方面使得各类情感的酝酿、发酵和汇聚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群体情绪，另一方面则联结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动员的现实需要。由此观之，情感认同是催生革命动员积极效果的重要一环。

　　经过多元化仪式的感染和熏陶，在加强部队官兵思想认同的同时，也加深了他们的情感认同，这对于人民增强阶级归属感、提高战斗意志以及密切官兵关系等方面具有显著成效。

　　共同的情感源于共同的阶级成分和阶级属性。在这一时期，就有关阶级成分划分的文件中精确指出：“在人民中的指挥员、战斗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无论其分工如何，一律叫做革命军人。所有革命军人，都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就使部队官兵进一步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阶级归属感和对的政治认同感也就随之明显地增强。随军记者徐光耀在1948年1月21日开小组会讨论和确定“成分”时就表达出这样一种感觉：“这几日在讨论成分中，使我进一步了解一个人的思想意识、生活作风、习惯，与其出身成分实在大有关系。什么出身就带着什么模样。‘阶级性’在我脑中是逐渐明确起来了。”与徐光耀有同样感受的还有被俘后参加的李敬。他在进行“查阶级”的过程中也在日记中写道：“因为阶级对自己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该明白自己是什么阶级，和自己原来阶级的好坏，而决心取舍，努力前进。在划成份问题上主要的要使同志们认识自己，认识各阶级的特性，认识阶级对自己进步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我们是有成份论而不是唯成份论来决定一切问题。”这两段记述鲜明反映了个体在阶级观念上的变化。

　　另外，一直强调人民是工农阶级的军队，是反抗压迫者与剥削者的军队，人民与旧军队存在阶级属性上的根本区别。正如张云逸所说：“我们人民就是为这些人民大众特别是为工农劳苦大众忠诚服务到底的。这个界限，是我们的阶级界限，同时也是人民为谁服务的界限，这是必须弄清楚的。”这就从阶级立场的角度说明跟着参加解放战争是自己所要担负的神圣职责。总政治部对这一现象总结道：“很多解放战士也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懂得现在是为自己阶级而战，因而打破从旧军队带来的雇佣思想，并有很多提出要求入党。”阶级归属感的形成能够有效促进个体对组织的认同和依赖，这是他们在革命阵营中接受情感培育的一种积极反馈。

　　战斗意志高涨是大力培育阶级情感的明显成效之一。在阶级仇恨被充分激起的情况下，人民军队中涌现出一大批功臣、模范、英雄，他们纷纷订战斗计划，写决心书，从而使共同的阶级情感转化为对敌作战的强大行动力。当时有报告总结，这些行为“代表了当时战士们的共同心情，反映了杀敌立功的情绪，对取得战争胜利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一些战斗在一线的指挥员对此有亲身感受，他们在日记中记录下这样的变化。比如张子珍就在日记中写道：“团特别是旅，经过了贺功，这对部队的情绪鼓舞起了莫大的作用。为此诱导大家重订自己的计划，以便大量有力地歼灭敌人，为人民立功。”华东野战军的师职干部王建青在日记中也反映出某团在战斗力上的显著变化：“9团经过了诉苦运动及三查，部队进步了。……过去不勇敢的也勇敢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知道今天当兵是为谁而战。这说明阶级教育的重要意义，诉苦运动、三查三整，更是阶级教育的一针见血的有效方式。”可见，对于开展阶级教育和培育阶级情感的很明显的成效，历史当事人有着共同的认识和感知。

　　当整个革命队伍处于昂扬向上状态时，革命的进程就大大推进了。之所以能够迅速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与其能够有效调动起部队广大指战员勇猛作战的情绪密不可分。他们带着感情和复仇的思想去练兵作战，革命的战斗精神和自觉性得到大幅度提高，这是军队政治工作史上的一个大成就。

　　对于在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来说，必须不断清除自身所存在的一些不良作风，如军阀主义、官僚主义、地位观念等，这是在部队上下大力培育阶级情感的另一重要原因。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九纵司令员的在日记中就明确说：“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再不能深入基层，管理教育上不能体验士兵的疾苦，反而军阀主义打骂不关心爱护战士，有什么办法来巩固士兵的战斗情绪及自觉的遵守革命军队的纪律呢？”李敬在学习聆听其政委所作政治报告中也记录：“战士和干部在一起诉苦，可以使干部体会到战士的痛苦，把战士不再看作是自己的部下、奴隶，而看作自己的阶级弟兄、革命战友，使上下级关系亲密团结。”为此，在诉苦教育、缅怀追悼、立功庆功等集体性整训运动中强调干部与战士要共同参与，从而密切官兵关系，整顿领导作风，加强官兵之间的友爱团结。

　　贺龙曾对新式整军及诉苦教育的显著效果评价说：“这样做的结果，反掉了一些旧的东西，加强了组织与纪律，使部队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部队之间、军民之间、军政之间的关系大有改善”。对此，各野战军部队均有所反映。如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一份有关改造新解放战士的总结中就提到：“许多单位经过干部战士一同诉苦后，干部更加爱兵，战士更加拥干，官兵关系有了阶级自觉的感情和团结。”华北野战军前委也报告：“不少干部作风改变了，改变到关心下级、关心士兵，许多干部为战士背枪，马给病员骑，行军中到群众中去进行工作等等，有的战士说：‘毛主席真有办法，几查几整干部都变了样’”。

　　在官兵一致、官兵平等的民主氛围下，不少被俘虏的士兵感受到强烈反差。“他们在亲身经验中最受感动和最满意的是官兵关系好，干部爱兵，战士尊干，新老战士、参军战士与解放战士间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没有隔膜，特别对伤病员的照顾安慰，使他们感到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在战场上被俘后参加的房天静曾回忆，各级党组织和首长经常通过谈心谈话的方式给予体贴和关怀，让他们感受到了人民的温暖：“指导员对我非常关心，他和我吃住在一起，无话不谈，对我胜过了亲兄弟，我也把他看成自己的亲哥哥，有心里话都愿意对他说，我们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这样的实际体验彰显出部队良好的官兵关系，得益于对干部群体在思想教育和情感培育上的成功。

　　通过对进行阶级情感培育，增强了人民军队的向心力、感召力、战斗力，促进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裴宜理认为，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仅需要有益的外部结构条件，还需要在一部分领导者和其追随者身上实施大量的情感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不仅重视普及阶级教育，也在培育阶级情感上开展了大量工作，通过情感传输将政党的理论、政策和目标灌输到广大官兵的脑中心中，以情感认同增进政治认同。这被有的学者称之为“智识与情感的相交与互通，两者双轨并行与互渗”，即理论教育和情感培育的巧妙互动与相互配合，情感的注入、培育与散播是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过解读部队官兵的若干日记不难发现，解放战争时期的情感动员是一种以“鼓动”为主要特征的激情模式，区别于诉诸日常生活的浸润机制。各种情感表达的背后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阶级教育、培育阶级情感。基于情感联结，部队官兵“亲不亲，阶级分”“穷苦人爱穷苦人，阶级兄弟心连心”的意识更为强烈，他们为中国和新中国而战的革命积极性得以充分激发。从更深层次看，在解放战争时期之所以能够用阶级斗争学说来教育部队，并取得很明显的成效，其最终的原因在于成功领导了土地改革等深刻改变中国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保卫共同的阶级利益是人民指战员英勇作战的内生动力。